刹那被理解为an instant in time，即是时间中的最小段。

对于普通人逐利的事业，儒家从来没有过任何鄙视、责备。在西方、在印度，有绝欲者，有苦行者，可儒家士君子从来不会这项

深远渊带有无穷大的意味，夷希微带有无穷地接近于0的意味。老子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说法也有点数学的内涵。例如： 它是对无限最深刻的洞察，它是数学天才的最优秀作品，是人类纯智力活动的最高成就之一。无穷这样一个思想观念，激发起宗教的膜拜、依靠与恐惧，驱动着哲学与数学的智慧、思维、理性、逻辑、真理，呼唤着文学的——诗的想象、壮美、悲凄与狂喜的深情。这样的殊途同归，这样的精神的自由（康托尔：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充分自由），这样的骄人的成就（罗素：这个时代的能夸耀的最巨大的成就，指康托尔关于无限的集合论），这样的精神勇气与伟力（俄国数学家柯尔莫戈洛夫：康托尔的功绩在于向无限冒险推进）令我们不能不想起我国的两千数百年前的老子，不能不想起他的关于道的思索与感悟。

大道的特色也是这样，既平衡又不平衡，既平均又不平均。我这里只是讲思辨的共同性，讲高等数学已经进入了哲学范畴，或者说高级的思辨的哲学，必然包含着数学、美学、神学、物理学的因素。当人的某些东西被置于不可被任何他人介入、干预、侵害和改变时，它就是一种在价值上被推重的权，具有在权衡各种利益冲突的关系中，优先得到尊重的重要性。

从以上我们谈到儒学解决公共领域问题的贡献和可以发挥的作用看，儒学的确是可以治平天下的学问。在儒家系统中，整个秩序是法天道秩序而有天理及其表现为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与规则，它构成对民主的约束，这便是所谓宪政民主。结果，公共社会的实际发育奇怪地表现为好像吃江湖饭的流氓妓女倒成了时代的引领者，亦如当初欧洲的下层流氓无赖到世界冒险开辟了全球市场，美国牛仔的勇敢和彼此妥协促成了美国的公共社会一样。这进一步产生政治治理的必要性，直至产生国家。

达于上下，敬哉有土!(《虞书·皋陶谟》)或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书·泰誓》)这意思初听起来好象很神话。孟子从不忍人之心讲道德，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我们谈的是真实影响我们文化传统的那些思想、道德和政治等问题，不是考古学的证据世界问题。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也就失去活力。即便对强势霸陵者来讲，赶尽杀绝都是很蠢、很没有远见的事情。这叫礼法、礼法学、或者儒家伦理法。

这便是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只是在皇帝那里有时很难分清罢了。它需要一个能在所有人民之间建立起基本道德关系的内源性精神框架。这便产生了升平世私产之苦也。

在中国的政治知识传统上，这种如何使天下以最公正和无私的方式及其主导者法元亨利贞之天德的伟大德性来实现天下太平的知识，乃是一种天子的知识。主权平等的国际法体系和战略均势构造，是现代国际关系秩序的两大支柱。

这与后世武王的革命合称汤武革命。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

中国早期生存经验中的政治知识，不是关于如何在天下各邦中以侵害性手段残酷消灭他帮及其人民的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政治合作和协调应对共同的灾害和环境挑战，以及彼此隔阂造成的障碍，使天下广泛受益。人能充无欲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另一方面，中国国家政治中一直存在的大国之内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问题，也困扰着公共社会的进程。(2114年12月20日) (作者系民间儒家学者，《原道》论坛学术版主，《新诸子论坛学刊》编委。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三句话，几乎就可以涵盖公共生活建设的基本规范伦理。

商汤用强有力的人性天命价值论和推翻暴君的革命行动回应了这一问题，亦即人民的人性价值之天命高于什么人做君王的政治天命，后者本身正是要你保护人民使之能够安于其本性。比如，当人的身体性被视为一种只有上天才有权把人造化成这样而他人不可侵害改变的基本天命特性，它就成为一种不可侵害的人身权。

总之，我前面说的这些导出民主的思想和逻辑，是根基于儒家自身传统的。它是儒学为我们提供的人权和法治精神的文化背景，也是宪政的基础。

从中美关系讲，也只有在基于共同承担全球秩序公共责任的战略合作而非霸权利益的竞争关系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真正可能的。个体具有张三不可为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的那种价值上的不可替代性。

在荀子看来，政府和人民要做到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不仅主张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而且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用人命关天不可草菅人命来申述生命价值，这都是商汤的传统。你不能说儒家对民主不可能有贡献。

这也包括处理彼此的邦国部落及其人民之间交往上的利益摩擦或安全等公共问题。这样的安排已经存在如蒋庆从公羊学强调出来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

诗教提供的语言文明，也使我们对公共事务无论批评(风)，还是歌颂(颂)，都有文雅而不粗俗(雅)的文明素养。我们有责任向国人交待中国公共社会问题的由来和儒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贡献。

这是一种以孟子不忍人之心为基础把佛学式的精神性去苦作乐倒转成为现实历史过程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奋斗。儒学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和看待社会形态的思想理论。

儒家道统上，尧舜之道可以叫做中和之道。这种判断道德的思维和方法就是来自孟子这个达可行于天下而可行之的贡献。法家不能提供这条线，这是咱们儒家荀子的伟大贡献，是孔子把人当做人来对待这样一种仁的价值(仁者，人也)在法权层面获得的丰富和发展。文化是靠伟大先哲的经典及其经典影响的人类生活来塑造和形成的。

但是，乡约社会并不足以支撑国家层面的公共政治。康有为的主要观点，是把历史理解成一个人心不忍其各种痛苦而寻求去苦作乐的过程。

这便是《尚书》传统指出的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中国代表着一种具有古老东方智慧及其伟大道德的世界秩序传统。

孟子那话后面还有一句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刚才讲的祭天指的是最高的神或上帝，阴阳交合生子的观念下，它又常常被表述为天地。